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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组二等奖

一个人的金年会中国官网孤独守望

——电影《一个勺子》中个体与社会冲突的存在主义分析

魏京录 浙江师范大学 研究生组二等奖

　　摘要：电影《一个勺子》是一部充满存在主义意味的现实主义力作，它将镜头聚焦于偏僻的西北农村，反映出社会转型时期底层小人物普遍的生存处境，成就了金年会官网首页电影角色塑造中超越现实的文化传达，具有浓郁的存在主义戏剧意味。本文从角色化塑造中个体的自由选择、角色冲突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普遍困境和结局的开放性隐喻等多方面深刻阐释了人与世界的异化存在以及人与人之间因无法沟通、认识和理解而诱发的内心孤独感及命运悲剧性。

　　关键词：《一个勺子》 角色塑造 角色冲突 开放性隐喻

　　根据河北作家胡学文的中篇小说《奔跑的月光》改编的电影《一个勺子》将视点聚焦于旷阔而落后的西北农村，对处于社会转型期底层人物的命运处境、生活状态、人际关系和人格表现做了深入的挖掘和深刻的展示。影片以黑色幽默的荒诞形式描绘荒谬的现实存在，直接传达出对“好人难当”社会窘境的思考和对人性异化文化批判的影像意蕴，抒发了令人深省的人性言说，以及在窘迫环境下人性的寻回。

　　存在主义是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之一，它产生于“一战”之后，其三大原则“存在先于本质”、“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自由选择”对各种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电影《一个勺子》中渗透着导演陈建斌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思考，特有的情感记忆使他金年会体育官网对于社会性题材的理解更为深刻，对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碰撞更为敏感。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源自个体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社会总体的趋同性之间的矛盾。

　　一、存在意识：角色化塑造中个体的自由选择

　　个体的存在意识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在电影《一个勺子》中，我们可以通过检视拉条子这一个体形象与大头哥、村长、杨警官等社会形象的角色化过程读解其中的存在主义意识与角色行为之间的相互印证。个体形象角色化是指通过影像方式将个体的性格、特点和行为规律展示给观众，使个体行为和性格与其本人或者所代表的群体之间建立起必要的联系。影片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去塑造一个善良淳朴又有些懦弱的农民拉条子的形象。导演陈建斌并没有用太多的说明性语言去交代人物，而是透过细节推动人物形象的塑造，可以说细节在一部电影中具有特殊的功能，一方面细节可以丰富电影的灵魂，更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另一方面细节可以作为艺术表现存在，更好的刻画人物性格和情意的表达。在影片《一个勺子》中，细节是作为艺术表现存在的。拉条子面对不明来历的“勺子”向膏药一样缠着自己，想尽各种办法摆脱，但是却屡次失败，只好收留了他，而当面对村长的冷嘲热讽，气没处撒便用骨头砸傻子，可见拉条子善良的本质下也有懦弱的一面。

　　拉条子作为个体角色，他的主要作用是对社会环境的反衬。从拉条子对傻子态度的转变，到傻子被认领后情节的逆转，他自己也成为了众人眼中的“勺子”。纷乱的环境使人的道德变得更为混杂，乃至堕落，这样的人物功能置换正有力的印证了萨特“他人即是地狱”的判断，正是像大头哥、村长这样的社会形象将拉条子逐渐的推向了社会的边缘。

　　在大头哥车内的一场戏中，导演将拉条子与大头哥分别置于画面的两端，用双人镜头营造出逼仄的空间即视感，反复的正反打镜头中急促地对话增加了戏剧表现的深度。个人与他人关系的对立，事实上是一种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对立。在大头哥、杨警官、村长等人的眼中，拉条子不过是一个“勺子”。傻子被亲人领走后，面对不断涌现的“亲人”，拉条子有些慌乱，痴呆般地轮番找警察找李大头，在别人看来很“浅显”的问题，他却一直在问“这到底是为什么”。于是当拉条子杀掉小羊宴请邻居三哥，再次呈现他的疑惑时，邻居三哥不得不用心灵鸡汤般的话语来安抚他。拉条子对大家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秩序”的不适应和不理解，使他始终与社会保持着一种充满隔阂的距离感，他的内心一直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在影片中拉条子这一个体角色更趋向于符号化，他的性格和行为特点与其他角色之间形成独特的反差。当“勺子”被领走后，拉条子内心有一种强烈的精神负担，这种精神负担来自于拉条子自我的道德约束，而在别人眼里，这恰恰是他“勺”的表现。透过影片，观众自然明白谁才是真正的“勺子”，拉条子这种一根筋似的性格并非傻，而是对现实环境的一种呐喊，对道德的守望，流露出强烈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式的存在意识。影片并非单纯讲述拉条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透过他来折射出社会现状。

　　存在主义哲学的另一核心特征“自由选择”也是电影《一个勺子》中个体角色的主要特点。[1]正是选择意识的存在，才使主人公鹤立于众多社会角色之中，

　　无论是对他们自由精神的深情讴歌还是对悲剧命运的扼腕叹息，都是对个体角色这种“自由选择”意识的认同和肯定。萨特认为“人在一定的境遇中是自由的，他在这种境遇中并通过这种境遇进行自我选择，在戏剧中必须展示人所处的简单境遇,以及在这些境遇中所作的自由选择”。拉条子在遭遇了现实的冷漠、众人的嘲讽之后，只能靠暴打勺子和捶打媳妇来发泄自己内心的委屈和无奈。对现实境遇的无力感迫使他由自然淳朴走向无力的呐喊。可以说拉条子的选择是由环境所驱使的，个人的行为、心理和境遇始终处于纠结的矛盾状态，最后走投无路的拉条子只能无奈地选择做了“傻子”。

　　二、角色冲突：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普遍困境

　　存在主义者共同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这种关系是对立的，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关系。[2]萨特认为，“他人就是地狱”。所以在他看来，他人是一个存在的客体，这种客体不同于物，他不但存在着，而且还对我构成了威胁，因为他是自由的物体。而我要想从他人的地狱中摆脱出来，只有两条路径：要么心甘情愿的成为他人眼中的物，要么使他人成为自己的物。在影片《一个勺子》中，拉条子这一个体角色与大头哥等社会角色之间冲突的影像化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具有普遍意义。即使电影所表现的是一个人与世界不再统一的困境，但是仍然可以从中读解出对于普遍人性的理解。

　　透过影片，我们不难发现导演陈建斌所饰演的拉条子，在整部影片中是一焦点人物，也是镜子式地折射社会现实的工具人物。他与大头哥、村长等社会角色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在于传统道德的缺失和社会体制要求社会成员适时地积极地转变社会身份，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这种传统道德的缺失和责任意识的淡化正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问题，但人在面对困境时迷惘、懦弱、恐惧、无所适从和对理想的追求是全人类共通的，于是观众很容易从拉条子的身上找到共鸣，对当前社会的现实问题进行反思。

　　电影所表达的文化反思，正如存在主义的认识观，人虽然是孤独的，但他

　　必须生存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政治、经济、身份、地位、人际关系、伦理道德以及社会风气等。作为个体生存“境遇”的客观条件，都会制约并影响着人的行为自由和内心选择。所以影片被赋予了生活的戏剧化，人们的生活的环境也如表演的舞台，展示着寓有时代特征的人物角色。通过荒诞的戏剧化浓缩成角色的符号化，传达出典型形象的戏剧张力，如自然淳朴的拉条子在与他人的对白中，都在强调着他是别人眼中的“勺子”，只不过传达的影像符码不同而已。他像杨警官手中那杯单调乏味的白开水，像村长吃剩的愣头牛骨，像大头哥眼中需要治病的待宰羔羊。这样的戏剧表达，正强化人物之间的冲突，也让观众去体验一种在虚构情境中的在场呈现。拉条子在与他人的冲突中，不断的动摇着自己心中那份对信仰的执念，无法做出内心的选择。他并没有找到一种确定的意义，并因此感到一种人生的虚无。不过影片通过观照现实寄寓的“勺子”，对老实善良的人形影不离的跟随，尽情地奚落与拉条子发生冲突的社会角色，同时嘲笑着秩序颠倒的社会。

　　“这到底是为什么”是拉条子向众人发出的呐喊，极具现实的指代性，他正希望通过一种众人帮扶的形式来追求自由的目的。但是这种形式的决定权和操作权都在社会角色手中，即使个体角色努力的去迎合社会角色制定的规则，社会角色也会使用自己的权利宣告个体角色的失败。拉条子并非不懂人情世故，当他遇到窘境时，他杀掉自己心爱的羊羔去邻居三哥那里寻求答案，换来的却是“人生就是那样”的话语，这对现实社会中道德的沦丧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三、开放性隐喻：人物的孤独感和命运的悲剧性

　　[3]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个体与社会之间冲突为主题的电影中，悲剧式的结局往往是必然的，创作者能做的只是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来柔化悲剧故事而已。当我们正在纠结拉条子如何走出窘境时，导演用隐喻的方式给出了一个比较悲观的答案。在电影里，当拉条子被妻子关在门外，睡到羊圈里时，他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走进羊圈，看见一个人裹着羊皮袄，睡在本该自己睡的地方，他拿出刀向那个人捅过去，那个人转过头，却是他自己，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恶念，一刀一刀捅过去，那个自己，一次又一次回过头来，发出羊羔的惨叫声。当傻子被领走后，他彻底成为别人眼中的傻子，在这样的处境之下他产生了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不愿意放弃淳朴善良的本性，另一方面又痛恨任人宰割的命运，梦中的自我杀害正是对现实中走投无路境地的强烈隐喻。

　　影片更倾向于展示残酷的现实，而且结局是开放的、多义性的，甚至略带灰色。影片中拉条子这个人物形象具有农民典型的朴实，同时也有作为农民固执、认死理的一面。这样的性格特征与现实的冷漠产生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矛盾自然产生。在影片的后程我们可以看到拉条子一直再追问“这到底是为什么”，他没有了归宿感，认为自己是这个社会中的“外人”，自己将自己异化。在他迫切的需要一种答案来化解自己的异化感觉时，却没有人能给得了他答案。所以在影片的结尾，拉条子戴上了傻子残破的太阳帽逆流而行，从他身边经过的首先是影片开头在百姓大舞台上表演的人们，而后是一群孩子，导演意在用电影象征一个庞杂的社会舞台。逆行强调的是一种自我的坚守，但注定是孤独的，这或许是一种自我的选择，只不过充斥着现实的残酷。镜头在最后切换为拉条子的主观视点镜头，他透过太阳帽的红色遮光板来看待经过他身边的演员，是对现实环境的一种祛魅行为，他在坚守着自己内心的那份信仰。他戴上傻子留下的红色帽子，也意味着放弃了与环境的抵抗，有意识地成为了人们眼中“勺子”，但他内心却依然保存着人性最纯真的一面。事实上故事又回到了原点，“勺子”依旧在，明天什么也不会改变，社会角色的压倒性力量对于个体角色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命运。这样的悲剧化情结事实上印证了存在主义世界观中对于个体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

　　四、结语

　　电影《一个勺子》》是导演陈建斌用镜头记录下的社会现实，采用独特的视角，运用具有强烈写实风格的视听语言表现着变革时代的人情冷漠和道德缺失。荒诞的戏剧化形式宣示了存在主义的精神拷问。

　　影片在对拉条子这一个体角色的塑造上，既没有将人性中懦弱和恐惧的一面摈弃，也没有投入立于高位的同情，而是以平视的角度，对他的生活境遇进行了如实的描绘。不仅如此，在故事情节的设计上，导演陈建斌采用化繁就减的表达方式，发掘出了人物身上隐藏的个性内涵，成功塑造出拉条子和大头哥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荒诞却充满隐喻的叙事中参杂了导演对存在主义哲学问题的自我理解和审慎思考。影片中拉条子面对社会环境对自己的压力所作出的行为更像是一种无力的抗争。这种最具存在主义特征的个人与社会冲突的悲观化表现正是影片的显著特色。

　　参考文献：

　　[1]张涛：《无力的挣扎——论米洛斯·福曼电影中个体与社会冲突的存在主义影像化》，《当代电影》2010年第2期，第129页。

　　[2]刘成新全芳兵：《存在主义的黑色幽默剧—评<一个勺子>的影像文化》，《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6期，第115页。

　　[3]张涛：《无力的挣扎——论米洛斯·福曼电影中个体与社会冲突的存在主义影像化》，《当代电影》2010年第2期，第133页